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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详解中国佛教史上五次法难 文革破坏最严重
    信息来源:本站 作者:管理员 发布时间:2015/5/6 14:09:40 点击:1179

   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曾经历了五次最严重的浩劫。不但令佛教文化遭遇空前劫难,更对我国众多文物古迹造成了严重破坏,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,是中华文明的大劫难。

    三武一宗灭佛

    历史上“三武一宗”的教难,是指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带来的四次大祸害。当时,无数的寺院、经书、佛像、法器等被焚毁、破坏,数以千万的僧侣遭到杀戮,或被迫还俗。这一次次的打击,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,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。

    一、北魏太武帝灭佛

    北魏太武帝的灭佛,起因于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及宰相崔浩的谗言所致。

   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,入主中原后,道武帝、明元帝都信奉佛教,并兴建不少寺院。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,礼敬沙门。北魏灭北凉后,还带回许多沙门到京师,当时对北魏佛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沙门玄高、师贤、昙曜等人都是来自凉州。

   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,巩固在中原的地位,以全民为兵。那时,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、徭役,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(四三八)下诏,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。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,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,排斥佛教,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。

    崔浩出身于着名世族,博览经史,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,历仕道武帝、明元帝、太武帝三帝,官至司徒,经常参与军政机要,深受太武帝的信任;结识寇谦之之后,信奉道教,受其法术。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,修持汉末张陵、张衡、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,随方士入华山、嵩山学道修炼,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》二十卷。在明元帝末年,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,结交崔浩,常通霄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,为之叹美。后来,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,重新改造五斗米道,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。

    太武帝始光初年,寇谦之献上道书,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,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,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,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。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,自称太平真君,并亲受符籙,兴建静轮天宫,奉祀太平真君,改年号为太平真君,成了十足的道教徒。

   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,始自太平真君五年(444年)的弹压沙门,他下令上自王公,下至庶人,一概禁止供养沙门,并限期交出藏匿的沙门,若有隐瞒,满门抄斩。翌年,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(陕西黄陵)起义,有众十余万人。七年,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,到达长安时,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,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,大为震怒,下令诛杀全寺僧众。崔浩趁机劝帝灭佛,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:诛戮长安的沙门,焚毁天下一切经像。一时之间,举国上下,风声鹤唳。

   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,一向笃信佛法,再三上表,向太武帝劝阻,虽然都不被采纳,但也由于如此,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,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,佛像、经论亦多得密藏;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,史称太武法难。废佛后不久,寇谦之病死,崔浩后来也因撰《魏史》,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,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。废佛后六年,太武帝驾崩,文成帝即位,下诏复兴佛教,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。

    二、北周武帝灭佛

    第二次的废佛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之时,距北魏太武帝的废佛,约有一百一十余年。武帝宇文邕,继明帝之后即位,后改元保定。北周继西魏之后,统领关陇地区,这一带从晋代以来佛教盛行,其中长安曾有鸠摩罗什的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,影响很大。当时,全国的僧尼有两百多万人,佛寺有三万多所。北朝的历代帝王,不少都笃信佛教,北周武帝即位之初,也依照先朝往例,礼敬沙门,但由于他励精图治,一心想用儒术平治天下,因此最重儒术。他在亲政前,曾多次召集臣僚、沙门、道士讨论释、道、儒三教的问题。当时,他对佛教并没有特别憎恶排斥的观感。显然的,他后来的废佛政策,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。

    卫元嵩是四川成都人,精通阴阳历算,性情谲诈。年少时随益州野安寺亡名禅师为沙弥,不耐清苦,佯装狂放,以吟诗咏赋来博取声名,并四处向人预卜未来。后来还俗,从四川到长安,结交北周权贵。天和二年(五六七),他向武帝上奏:寺塔佛像对国家治安无益,应该删减。彻底改革佛教,将佛教纳入国法的规范中。以经济措施改革佛教界贪婪腐败的风气。据《广弘明集》卷七记载,卫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条:劝行大乘、劝念贫穷、劝舍悭贪、劝人发露、劝益国民、劝獠为民、劝人和合、劝恩爱会、劝立市利、劝行敬奉、劝寺无军人、劝立无贪三藏、劝少立三藏、劝僧训僧、劝敬大乘戒。

    卫元嵩着有《佛道二论》,论辩大小乘;又着有《齐三教论》七卷,阐扬会通三教的思想。他认为当时佛道二教崇尚空论,违背大慈为本、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,主张应该用古代圣王的治道来矫正这些弊病。他的论点,刚好契合武帝的心意,因此受到重用。

    又据《广弘明集》卷八记载,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,说“黑衣当得天下”。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,对此预言非常忌讳,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毁谤佛教,指沙门身穿黑衣,必为国禁,道士穿黄衣,必为国祥。武帝听信他的话,渐渐重道轻佛。天和四年,先后四次召集佛、道、儒三教学者,论议教义的高低。武帝的本意,想以儒教为先,佛教为后,道教最上,但因几次聚众议论,三教各执一词,因此悬而不决。后来甄鸾上《笑道论》,道安上《二教论》等书,极力为佛教辩护,破斥道教。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,极感不快,敕令暂时搁置二教优劣的议论。建德二年(五七三)十二月,又召集群臣、道士、沙门等,辩论三教先后,结果以儒教为先,道教次之,佛教最后。如此一来,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应,先后有猛法师、道积等人的抗旨直谏。建德三年,武帝已决心毁佛,召集僧道二众在太极殿辩论,张宾极力斥佛扬道,却被智炫法师论破,武帝乃亲自升座,试图加以论难,不料智炫法师应对安详,陈义甚高,武帝在盛怒之下离开太极殿。次日,下诏废佛、道二教,破毁寺塔,焚烧经像,勒令沙门、道士还俗。当时,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二万多人,关陇一带的佛法被破坏殆尽。

    建德六年,北周灭了北齐,武帝又对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,焚毁一切经像,废四万所寺庙,被迫还俗的僧尼达三百余万。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,史称周武法难。次年,武帝罹患剧疮而亡。宣帝、静帝相继即位,佛教才又渐渐恢复。

    在周武帝废佛以后,部份僧侣混迹民间,或逃匿山林,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,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。

    三、唐武宗灭佛

    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,然而,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,有的扬佛抑道,有的佛道并奉,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。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;太宗曾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;武后则改佛教在道教之上;玄宗曾采纳姚崇的奏章,令僧尼还俗,他虽然尊崇道教,但仍一度敕令注释《金刚经》流传天下;宪宗时,韩愈谏阻迎佛骨,写《论佛骨表》、《原道》等排斥佛教;在穆宗、敬宗、文宗之世,都还依历朝惯例,在宫中设斋行道,但敬宗本人笃信道教;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,而且曾经禁止度僧及营建寺院;到了武宗,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,贬斥佛教。

    另一方面,虽然历经几位帝王的崇道抑佛,但佛教在民间的力量反而越加炽盛,僧尼的人数越来越多,寺院也越建越广。寺院往往领有广大的庄园,并可免除徭役;而僧尼、寺院激增的结果,不免增加国库的负担。当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术的观点,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,因而大加抨击。唐武宗时,排佛的呼声越演越烈,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更加决心毁佛。这时,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,趁机煽动,佛教因而面临一场“三武一宗”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。

    会昌元年(八四一)元月四日国忌日,敕令行香,设千僧斋;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诞辰之日在大内设斋时,敕令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,其中有两位道士被赐紫衣,却禁止释门大德披着紫衣。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术修摄之事,曾经召请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,在三殿修金籙道场,并亲受法籙。会昌元年的六月中,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,与赵归真同修法籙。

    会昌二年三月,因李德裕上奏,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录在僧籍名册的僧尼,又不许置童子沙弥,这时已略见毁佛的迹象。六月十一日,敕令僧道二众在殿前论议,道士二人赐紫衣,僧门仍不得披着紫衣。

    会昌三年二月,敕令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;至于没有登录名籍的僧尼,不仅严禁住在寺中,且不许住在京城或进入镇内。同年九月,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严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,纵使是登录有案的,如果无法详细说明出身来历,应予逮捕,送到官府盘问。

    武宗废佛的政策,是采取渐进方式的,从史料看,其法令之严酷,与日俱增。会昌四年三月,下令不许供养佛牙、佛骨,如果违反法令,送一钱供养者,即杖打二十下,一时之间,寺院的四处,人迹断绝。而在宫中的内道场,历来往例均安置佛教经像,武宗却下令焚烧经教,拆毁佛像,在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。六月,在武宗诞辰日,首度不召僧入内议论。又不许僧尼在街里行走,如有外出,需在钟声未响前归寺;也不许别住他寺,违者敕罪。由于武宗深信赵归真,赵乘隙进言,认为佛教并非中国本有的宗教,蠹害生灵,应该尽除。于是,是年七、八月开始,发动空前的法难,敕令拆毁天下山房、招提、兰若、普通佛堂、义井、村邑斋堂等,凡是寮房未满两百间,或没有获颁寺额的道场,则勒令僧尼还俗。

    会昌五年三月,武宗敕令天下诸寺不许置庄园,并随时检查寺舍的财产。四月,敕令僧尼还俗,如有抗命不从的,以违抗圣旨论罪,当场决杀。八月下诏,大举毁寺,总计会昌年间,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,招提、兰若等四万余所,被迫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,没收良田数千万顷,又将佛像、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、农具等物,乃至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。此一空前浩劫,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。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,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。次年,武帝服用道士金丹,中毒身亡,宣宗即位,诛杀赵归真等人,并大力复兴佛教。

    四、后周世宗灭佛

    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(九五五)。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,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,下诏禁止私自出家;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,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,否则无效;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,违反的僧尼,课以严刑;未受敕额的寺院,一律废毁;民间的佛像、铜器,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,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,一律处死。总计,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,大量的佛像及钟、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,世称一宗法难。相传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,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,因此无人敢去毁损。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,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。显德六年,世宗在北征途中,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。

    三武一宗的教难,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,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的茁壮成长,精深伟大的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,普受大众的肯定与欢迎,因此,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,却始终屹立不摇,并很快地复兴佛法;而太武帝等四位帝王的毁法废佛,最后也不免自食恶果,遭到凄惨的报应。

    中国佛教经过南北朝的两武灭佛,(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)并没有衰落下去,反而在隋唐达到了鼎盛时期。究其外在原因,一是中国处于分裂状态,一国灭佛,另一国仍在兴佛;一是两者都是武力与行政地镇压,对佛教来说是外部力量,一旦外部力量消失,就可以回复。

    唐朝后期唐武宗会昌灭佛,是中国佛教的由盛而衰的分水岭。由于唐武宗崇道灭佛,毁寺减僧,销毁经卷,使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,使原来唐朝鼎盛的宗派唯识宗、华严宗、天台宗几乎灭尽。后来到了宋朝,天台宗和华严宗才从朝鲜和日本重新迎回论集,开始有点恢复,而唯识宗则一直衰落下去。

    五代十国后周的周武帝是灭佛中的一武,不过那是国家分裂,佛教没有再受毁灭性打击。北宋年间佛教开始恢复,同时儒家的宋明理学吸纳了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开始兴起,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。北宋末年的宋徽宗崇道抑佛,想以道教同化佛教,再次给佛教沉重打击,不过没过多久,他和儿子一起被金国俘虏。但汉地佛教一路衰落下去。

    明朝的早期皇帝没有灭佛,但是道教,特别是武当的真武道教兴盛起来,反而佛教没有什么影响。到后期的明世宗又开始崇道灭佛,使佛教极度衰落。为了佛教的复兴,出现了明末的四大高僧。

    清朝后期,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传入中国,佛教已无力回应,信徒大量流失。太平天国运动发起拜上帝教,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十数年,使其地的佛教荡然无存。太平天国灭亡后,佛教更是祸不单行,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上书"庙产兴学",自此佛教衰落到低谷。

    民国时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佛教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(虽然没有对儒教的冲击大)。

    第五次法难:新中国文化大革命

    在当年红卫兵“打倒一切!”、“砸烂旧世界”的喊叫声中,中国佛教继三武一宗灭佛后,又一次遭到了无比惨痛的打击。文革时期的事情至今可以说仍然是人们最谨慎对待的事情之一,之所以谨慎,文革时期佛教的状况也一直无人问津或者很少有人提及和关注。整整十年,佛教遭受了什么?佛被怎么定义?佛法怎样存世?僧人如何度过?这些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。

    文革法难持续时间最长

    1966年5月16日,着名的五.一六通知,标志着文革的开始,8月19日这天,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“四旧”运动,高呼“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,我们要批判、要砸烂一切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。”佛教在他们看来是从里到外旧透了,自然要破。从此,佛教十年的浩劫开始了。这十年里对佛教的破坏是全面的、持久的。我们和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禁佛做个对比。历史上第一次法难,北魏太武帝公元444年诛杀佛教高僧释玄高和慧崇开始到文成帝即位佛教恢复,前后达7年之久。公元574年,从北周武帝禁佛,公元578年宣、静二帝即位,佛教恢复,历时4年。会昌三年(公元843)四月,命杀天下摩尼师,唐武宗灭佛,实始于会昌初年,会昌六年武帝死宣宗即位恢复佛教,假如从会昌元年算,会昌法难历时6年。后周世宗禁佛,从公元955年开始,对全国的佛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,史称"世宗毁佛",至959年世宗崩,此次法难历时4年。由此我们可以得知,文革法难持续时间之久是前所未有的。

    文革期间对佛教寺庙、经典、文物的破坏最严重

   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历经了三武一宗法难,可能不及文革时期对佛教的破坏,全国各地大寺,百年古刹丛林,乃至乡间淳朴寺院,或拆或焚,被破坏者,不知凡几。唐宋写经、木刻经卷、唐彩佛像,无一逃过劫难。

    据不完全统计,只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,有4922处被毁掉,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,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,佛教的古迹文物自然也是沦落如此。 “破四旧”时,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。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,8月间,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、南海殿、贡巴寺等45座寺庙。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68万部(件)。大昭寺前院,遍地堆积着被砸烂的佛像、法器、供具以及其他的佛教象征物。

    中国内地寺院都不同程度的被红卫兵进行了洗劫。比如“中国第一古刹”白马寺“破四旧”时它自然也是洗劫对象。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,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,乱砸一通,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,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。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。

    文革期间对佛教圣物的亵渎最惨痛

    佛教有很多被视为圣物的的东西,在佛教徒心目中,它们件件皆是无上的至宝,即使没有宗教信仰的一般民众也有一定的崇敬之心。哪怕是被冠以“强盗”的部分探险家、侵略者对此类生物也会敬畏三分。在文革期间,在红卫兵那里,这些全是牛鬼蛇神,是蛊惑、诱骗人心的封建产物。

   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,据说释迦牟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。六祖真身舍利,历史上共遭受过三次大的人为破坏,新罗人的传说和日本人的损害,但他只是被动了一下和用手术刀剖开胸腔。《佛源老和尚法汇》中老和尚写道:“一天,六祖真身被红卫兵用手推车推到韶关游行,说是坏蛋、是假的、骗人的,要烧掉。结果被人用铁棒在背胸上打了碗口大的一个洞,将五脏六腹抓出来,丢在大佛殿。肋骨、脊梁骨丢满一地,说是猪骨头、狗骨头,是假的。并在六祖头上盖个铁钵,面上写:‘坏蛋’二字,放在大佛殿。原不准我们看,但我们仍偷偷跑去看了,心里难过得流泪,偷偷把六祖灵骨收拾起来,但没有地方可藏。一者怕人知道;二者怕自己不知道哪天被打死。”这段历史可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回顾和研究的,但我们可以从这段史实中反思一些东西也是好的。

    文革期间对僧人的迫害最严重

    红卫兵对佛教僧侣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,他们无疑是牛鬼蛇神的走狗。十年间僧侣或被迫还俗、劳改、斗争,乃至枪杀。从东北各省到西藏,草木皆兵,风云变色。

    据有关资料记载,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,除了砸庙宇外,将大多数和尚、尼姑斗争了一通。学生走后,当地党组织下令,将二百八十九名僧、尼、喇嘛逐出山门,强制遣送回了原籍。班玛才旺活佛和第四世多智钦日洛仁波切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。法门寺住持良卿法师以自焚保护佛祖的灵骨,吓退年轻的红卫兵的故事更是惊心动魄。

    文革时期对僧人的迫害不只是身体的摧残,还有对其宗教感情的辱蔑。位于我国最北端城市哈尔滨市的名寺——极乐寺,被一群红卫兵捣毁,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,红卫兵勒令和尚们举着“什么佛经尽放狗屁”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,然后焚烧经书,捣毁佛陀塑像。但是极乐寺的遭遇,仅仅是中国佛教在文革中遭遇空前浩劫的冰山一角,详见频道今日高清图组:哈尔滨极乐寺文革法难

    五次法难,是中国佛教遭遇的历史劫难,尤其是第五次,更是中国佛教的空前浩劫,也是中华文明的深重灾难,已然成为我们民族锥心泣血无比惨痛的集体记忆,回顾这一段历史,我们原本应该更加珍惜佛教今日的发展,更应该保护佛教,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,努力发展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,但是我们痛心的看到,时至今日,依然有一些人不顾历史的教训,不顾因果报应的铁律,为了利益不择手段,违背天理良心,违反党纪国法,以一己私利,悍然将罪恶的黑手再次伸向佛教,兴教寺事件,瑞云寺事件,驱僧夺寺、毁佛拆庙此起彼伏,令人愤懑痛心,唯有呼吁要牢记历史的教训,为了历史不再重演。重申因果报应的法则,为了警醒无知无畏的人不要重蹈覆辙。